苦難敘事的正義標準？安妮、鼠族與集中營卡波的兩難審判
1945年，美國當時負責調查納粹暴行的委員會成員、參議員巴克利（Alben W. Barkley）前往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視察，現場所拍下的受難者遺體。 圖／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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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不該教導學生一個『更美好』的納粹大屠殺？」見證納粹暴行的經典著作《安妮日記》，在今年年初因爲一份「誰背叛了安妮一家」的調查結果出爐，指稱該泄密者可能也是一名猶太人，其調查方法與爭議也再次引發世人關注。
無獨有偶的是，在上月底，美國田納西州麥克明縣一所學校委員會，也以投票的方式，將著名漫畫《鼠族》（Maus）從八年級的英文課程中刪除。該部漫畫奠基於作者父母的真實故事，講述他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殘酷經歷。然而該書遭到刪除的原因，卻是委員會認爲，該內容有着「粗俗、令人反感的語言，以及女人的裸體和自殺內容」，因此全數通過刪除。該委員會並表示：「如果可能的話，應該用另一本沒有令人反感內容的書來替換它」。
只不過在新聞揭露後，《鼠族》立刻重登亞馬遜書籍排行榜，許多民衆透過購買漫畫來表達對該委員會的抗議。然而，該爭議除了顯示「該如何教導下一代關於猶太屠殺的歷史」的問題之外，更突顯了今日關於許多屠殺歷史的立場與觀點，並沒有得到一致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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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人們該如何教導下一代屠殺的歷史？當我們講述戰爭帶來的集體創傷時，語言的複雜與簡化，是否也可能造成更多敘事的兩難？在剛結束的「奧斯威辛解放紀念日」、以及臺灣二二八連假的現在，都是值得深入瞭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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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田納西州麥克明縣一所學校委員會，以投票的方式，將著名漫畫《鼠族》（Maus）從八年級的英文課程中刪除。該部漫畫改編自作者父母的真實故事，講述他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殘酷經歷。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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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爲被黨衛軍集體處決的烏克蘭猶太人。 圖／維基共享
▎當猶太人成爲「納粹共謀者」：猶太委員會與卡波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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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誰背叛了安妮一家？」的調查團隊公佈推測的告密者，是一名曾在阿姆斯特丹擔任公證人，其後被納粹選爲阿姆斯特丹猶太委員會成員的範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在二戰期間，納粹入侵歐洲各國後，會在當地成立「猶太委員會」（Jewish councils），號召猶太長老、有名望的仕紳參加，協助納粹「管理猶太事務」。
他們不僅掌握猶太人名單、協助納粹強行徵收猶太人財產、更協助把猶太人編列上驅逐出境的火車（儘管他們不見得知道，這些列車的終點就是集中營以及等着同胞的「最終解決方案」）。而在當時，範登伯格就是其中一名成員，而該調查團隊指出，範登伯格可能在無意之下、或者爲求自保，而出賣了猶太同胞。
只不過，該調查出爐後，隨之引發各界爭論。因爲至今事隔80多年，關鍵物證仍然不夠齊全，此外，在安妮全家與範登伯格本人都逝世的狀態下，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指控「猶太人背叛猶太人」，很有可能不僅無法得到真正的答案，更會將帶來無盡的猜忌與衝突。
《BBC》報導，1月31日，當時負責出版調查結果的荷蘭出版商就決定出來致歉，「我們正在等待研究團隊針對目前已經出現的問題給予答案，並將會延遲本書再版的決定」、「我們向任何可能被這本書冒犯的人表示誠摯的歉意。」《德國之聲》也報導，德國有出版商原本也有意將出版此書，但隨着爭議出現，他們也決定將着手製作「包括更正、補充和註釋的德語版本」，尚未宣佈新的出版日期。
左起爲安妮、中央爲一家人藏匿的地點、圖右則爲當時協助他們藏匿的一名員工吉絲（Miep Gies），在安妮一家遭納粹逮捕後，是她保存了日記，並在戰後將安妮的日記當成遺物，交還給全家唯一倖存的安妮父親奧托。 圖／美聯社
圖爲阿姆斯特丹猶太委員會的合照。儘管後世許多人認爲猶太委員會必須承擔「納粹共謀者」的罪名，但當時在納粹入侵、大規模迫害猶太人的情況下，的確也有一些猶太菁英認爲自己必須挺身而出，代表同胞成爲與納粹溝通協商的第一線。只不過，殘酷的是，在1943年阿姆斯特丹猶太委員會便遭納粹解散，隨後這些猶太菁英也大都被送往集中營。 圖／安妮之家
雖然外界普遍認爲，對猶太大屠殺真相的追尋不應隨着時間消逝而停歇，但如果「找出背叛安妮一家」的歷史謎團，帶來後續許多不諒解與紛爭，那究竟人們該如何看待所謂的「猶太共謀者」呢？事實上在戰後，相關的認定就不斷出現挑戰，「猶太人背叛猶太人」的相關議題，早已在戰後初期的罪責認定中出現，其中更牽涉了法律與道德判準之間的價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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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範登伯格曾加入猶太委員會一般受人爭議，集中營有個特殊的猶太管理階層，名爲「卡波」（Kapo）。納粹統治期間，初期是以猶太委員會來執行猶太人的生活管理，將其生活範圍限制在猶太區（ghetto），然後再讓他們在一定空間生活，接着慢慢把猶太人驅逐、送入集中營。
集中營前期，還將不同營區分爲勞動營與滅絕營，如重大風險者、體弱者，會直接被送去滅絕，其他受害者則會被送去勞動營，製造軍需品或民生用品、開礦、採礦等，將其視爲免洗勞動力，給猶太人極低的資源，最後拚命勞動致死，爲整場戰爭提供補給。而這項工作中間就需要很多管理的職權，當時由納粹黨衛軍領導者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指令下，開始層層出現所謂的猶太管理者卡波。
卡波可能在每一區宿舍或是每一區工廠，開始指派表現良好的猶太人來擔任，執行納粹任務。小至飲食分配、大至對不符合工作要求者做出懲戒等工作，都交由卡波來代爲執行。對於希姆萊或是黨衛軍而言，這是戰爭時期能節省最少成本的管理方式，在史料上還能看到，納粹對猶太人的自律及其服膺制度的程度，都感到嘖嘖稱奇。
被選爲卡波的人，可能可以得到階級提升的好處，但也可能因爲小事而遭致受罰。但若能維持一定階級者，可能每日的糧食、食物配給上就能有更多好處、勞動上可以提早休息等。卡波若是無法達到上級要求，下場就是回到一般猶太囚房裡。這種安排似乎比起送入毒氣室來得輕微許多，但由於其他猶太人對卡波階層的厭惡，因此最後可能遭受排擠、霸凌甚至私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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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爲1947年，德國米特堡-朵拉集中營（Dora-Mittelbau）的戰後審判，被審判的19人當中有4人在戰時曾經擔任過卡波。 圖／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集中營有個特殊的猶太管理階層，名爲「卡波」（Kapo）。納粹統治期間，初期是以猶太委員會來執行猶太人的生活管理，將其生活範圍限制在猶太區，然後再讓他們在一定空間生活，接着慢慢把猶太人驅逐、送入集中營。圖爲1960年奧斯卡外語片入圍的義大利電影《KAPO》。 圖／《KAPO》電影劇照
▎卡波罪該萬死嗎？以色列戰後的「卡波大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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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建國後，許多大屠殺倖存者開始往以色列移動，「誰是卡波」的指控也隨之而來。特別是以色列建國宗旨中，有一個極爲重要的概念即在於對屠殺的制裁。因此作爲一個國家認同基石之一，在1950年代，以色列就頒訂法律，稱之爲《納粹與納粹共謀者的懲戒法》，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逮捕犯下猶太大滅絕的人。
然而，指證迫害的納粹黨人容易，但誰又是「共謀者」，卻在初期形成極大的矛盾。
在當時有大量彼此檢舉及起訴案件，在1950年到1952年期間，以色列政府花了非常多的力氣來判斷誰是卡波，這項基於轉型正義的清算調查，本意是想要還給其他無辜受迫害的同胞一個轉型正義、也表示擔任卡波者必須爲此付出代價。但隨着資料出現，風向開始出現困惑跟轉變。
其一在於，相互指控多，但在許多交叉論述中，卡波的「罪行」不易被認定。因爲有些所謂的「卡波」只是負責文書行政、執行雜物瑣事者，並沒有因此得到太多好處。而這些人是否真的有「迫害同胞」的行爲？在證詞上也難以直接證明。與此同時，亦有些卡波會在同胞身體不適、營養不良時，用身分做擔保，或者給予資源協助，以避免同胞遭到納粹的處罰或殺害。
也因此在這個狀態下，絕大多數被舉報的卡波，絕大多數都沒有被定罪、更多直接請回；再者，能成爲卡波的前提，必定是被送進集中營後才能擔任。但進入集中營非其所願，又怎麼能說是所謂的「納粹共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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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7年間德國達豪集中營的審判，其中舉手的男子是律師，他站起來指控一名猶太人囚犯埃米爾·歐文·馬爾（Emil Erwin Mahl）在達豪集中營曾擔任「卡波」，並協助屠殺同胞。 圖／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而這場審判，在1952年也發生了一個極爲經典的例子。以色列法庭當時逮捕一位曾在德國格羅斯羅森（Gross-Rosen）集中營擔任卡波的猶太人勇斯特（Yehezkel Jungster）。根據數個倖存者指控，這位卡波當時在營區中多次對同胞施予不必要的暴力，不僅毆打、虐待同胞，還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在納粹面前展示自己的卡波權威，根據這些證詞，足以推斷他相當明顯的是一位「猶太叛徒」。
然而矛盾的是，勇斯特和納粹一樣，被指控犯下反人類罪與戰爭罪，然而也身爲「集中營受害者」的他，事實上並不符合戰爭罪的定義，以色列法庭只好因其暴行，將他判處唯一死刑的反人類罪。
但是更艱難的問題在於，勇斯特是因爲被抓進集中營後，才被納粹指派擔任卡波。而在當時，許多納粹成員都沒有被判死刑，爲何身爲猶太人、活過了猶太大屠殺、也是戰爭倖存者的勇斯特，卻要因爲在極端情況下的行爲而被處死？納粹與猶太人的罪惡，到底誰輕誰重？
因此，這位卡波在以色列總統的特赦減刑下，沒有被處死，最後在獄中過世。然而這個例子卻在在顯示瞭如何定義「猶太背叛者」的艱難。因爲集中營的非人性，造成了這羣猶太人必須在人性的考量下做出非人類的行爲。因此這類的思辨與討論，也讓以色列開始修正相關法律。
圖爲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囚犯。 圖／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教導一個「美好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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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納粹大屠殺錯綜複雜的歷史，該怎麼透過文本呈現戰爭創傷？又要怎麼教導下一代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殘酷真相？也成爲近年西方國家不斷思辨與角力的問題。
前述提到《鼠族》，是美國漫畫家斯皮格爾曼（Art Spiegelman）的非虛構圖文書，原本在1980至1991年之間連載，講述其父母本來是波蘭人，在1940年代被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經歷。集中營解放後，斯皮格爾曼全家移居到紐約。他在理解父母輩經歷的苦難後，將故事繪製成漫畫，把猶太人描繪成老鼠，把納粹描繪成貓，漫畫不僅敘述集中營內的殘酷生活、也描繪了這些經歷對當事人造成難以抹滅的終身創傷。該作品在1986年集結出版，1992年更獲得普立茲特別褒揚獎（Pulitzer Prize Special Citations and Awards）。
根據《衛報》報導，宣佈禁止這本漫畫進入教材的田納西州學校委員會成員埃爾曼（Tony Allman）表示，「我們不需要推廣這些東西，我並不否認它（納粹大屠殺）本身就是可怕、恐怖與殘忍的。」
圖左即爲被指控的「女人裸體與自殺內容」，然而作者指出這些都是奠基於他父母的真實遭遇。自殺的圖像實際上源於他的母親在戰後於浴缸中割腕。 圖／鼠族漫畫、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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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爲鼠族漫畫內容，左下圖爲反納粹的波蘭游擊隊遭吊死的照片、右下爲安妮法蘭克被送到的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 Belsen），裡面的罹難者遺體。 圖／鼠族漫畫、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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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人生、穿條紋衣的男孩：大屠殺的虛構成分？
無獨有偶的是，在《鼠族》被踢出教科書的同時，另一部背景也設立在納粹統治時期的虛構作品《穿條紋衣的男孩》，也引發討論。根據《衛報》報導，倫敦大學學院（UCL）大屠殺教育中心近期一份研究指出，在英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教師，在教導有關納粹種族滅絕的課程中，會使用虛構的暢銷書和電影作爲輔助教材。其中最頻繁被使用的作品之一，就是愛爾蘭小說家波恩（John Boyne）所撰寫的虛構小說《穿條紋衣的男孩》與其改編電影。不過該份研究卻指出，這卻有可能造成學生們對歷史的誤解、甚至可能引發對納粹的同情。
該書講述二戰時期，兩名8歲男孩，分別是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的兒子布魯諾、和被關在集中營的猶太兒童薩穆爾，兩人之間兩小無猜的友誼。故事從8歲的布魯諾視角出發，描述他隨着父親升官，從柏林搬到鄉下大宅所看到的新奇世界——常常有穿着「睡衣」的傭人來家裡幫忙、新家鐵絲網後面總是冒着黑煙的「農場」、對納粹狂熱崇拜的姐姐、還有不喜歡「鄉下」而鬱鬱寡歡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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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份研究也指出，該故事透過兒童的視角，儘管在編寫時可能並非刻意，但在被校園大量使用爲指定教材的過程中，卻可能讓學生產生對納粹的同情、以及得到「納粹以外的德國人幾乎不知道暴行的發生、也對戰爭幾乎沒有責任」的結論。
在故事最終「悲劇」發生後，在鐵絲網外哭嚎的母親與姐姐，也引發不少讀者與觀衆的同情。 圖／《穿條紋衣的男孩》劇照
除此之外，義大利導演貝尼尼的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 è bella，1997）也曾引起討論。該片由貝尼尼自編、自導、自演，講述二戰時期在墨索里尼治下的一名猶太父親與兒子被送往集中營的故事。父親爲了安撫兒子，編造出種種說法，並告訴孩子如果在營內守規矩得到夠高的積分，就能夠得到一臺「坦克車」作爲獎品。
事實上，起初貝尼尼在撰寫劇本時，原本構思希望父子在戰後都能倖存下來。只不過，當時他所聘請來做劇本考證的猶太曆史學者帕澤蒂（Marcello Pezzetti）卻告訴他，如果要「遵照史實」，照理來說當時納粹首先送進毒氣室的，就是無工作能力的兒童。而至於要讓父子兩人都毫髮無傷地活下來，從歷史考據的角度來說更是難上加難，因此建議他在主角一家人當中，至少必須要安排一人死亡。
因此在故事最後，貝尼尼采納帕澤蒂的意見，選擇讓父親被納粹帶走，造就了今日我們所見的悲喜劇結局。
起初貝尼尼在撰寫劇本時，原本構思希望父子在戰後都能倖存下來。不過當時他所聘請來做劇本考證的猶太曆史學者帕澤蒂認爲，如果要「遵照史實」，照理來說當時納粹首先送進毒氣室的，就是無工作能力的兒童。 圖／《美麗人生》劇照
回到這次的《鼠族》爭議，另一名校園委員會成員柯翰（Mike Cochran）則說：「如果我嘗試要灌輸某種思想給孩子，我可能會這麼做。但我認爲把這樣的內容放在邊緣就夠了，因爲孩子們可能會沉浸在裡面。」董事會的理由上甚至還說道，「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應該用另一本沒有令人反感內容的書來替換。」
作者斯皮格爾曼在回覆媒體時表示，這些都是奠基於他父母的真實遭遇。書中的裸體女人是當年他的母親在浴缸裡割腕的一張小小縮圖。「你肯定是需要非常充滿性幻想，纔有辦法對這張圖做出色情的投射。」他指出，「這是一種歐威爾式的學校審查」。他認爲委員會真正想問的問題是，
「爲何我們不能教導學生一個更美好的大屠殺？」
很明確的，大屠殺既不讓人舒適、且極爲殘酷。斯皮格爾曼提出的尖銳提問，恐怕讓許多人不敢再問下去。當戰爭的殘酷真相讓人難以直視時，我們應該要如何呈現？又想要留給後代怎樣的遺產？恐怕也是這一代必須要不斷自我反思的歷史責任。
圖／《美麗人生》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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