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爲什麼沒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醫科大學？
8.25
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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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ectual
圖源：首都醫科大學
8月12日，首都醫科大學和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聯合舉辦的“2023年醫學研究暑期培訓班”落幕。
圍繞着“中國爲什麼沒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性醫科大學？”、“到底是先培養臨牀能力？還是科研能力？”、“怎樣建立新型的醫學人才培養模式”、“要不要辦4+4學制”等多個關鍵問題，在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創建人梅林的主持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院長王擁軍、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喬傑、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首都醫科大學特聘校長助理廖新生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喬傑：到底是先培養臨牀能力？還是科研能力？
我們怎樣去培養醫學科技創新人才，包括臨牀需要的領軍人才和爲社會服務的不同層級的人才？看看人才培養的整體體系，我們對基礎醫學、對臨牀、對藥學、對公共衛生培養的體系也不完全一致，是根據學科的特點設置的。不同國家的人才培養體系，比如歐洲、亞洲對醫學生的培養，對研究生、住院醫師的培養，其實也是和它發展、人才需要和後續繼續教育完善結合在一起的。今天我們討論的醫學科學家培養只是醫學創新人才的一部分，是目前我們大家認爲的短板。
在臨牀醫學生培養學制上，5年制、5+3、8年一貫、4+4+3哪個更好一直在探索討論，具體到一個問題，到底先把醫學生的科研能力培養好，還是先把他們的臨牀培養好了，再去培養他的科研能力？這個問題也在持續爭論。而對於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特點、所要求他最後完成的內容和自己想期待達到的目標，這些都會是不一樣的。另外就是我們的評價體制，怎麼樣發揮人才發展和社會需要的指揮棒作用？再有，我自己是做生殖醫學的，經常討論”種子”、”土地”和”環境”的問題。怎麼能成長爲一個更好的人，其實和陽光普照是分不開的，類比來看，爲了激發創新動力，怎麼去搭建多元的發展平臺也非常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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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科技人才的培養需要和學科平臺建設的緊密結合，我們曾把北京市以及北大系統很多學院的老師請到了北醫，大家非常關心醫學怎麼更好同化學、信息學、生命科學結合在一起。但真正要做的還是設立一個新的平臺，比如今天我們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的誕生，我很期待它爲聚集和培養各類人才搭建平臺，促進醫學科學的發展。從北醫那些學科評估結果突出的學科來看，它們其實就是在北醫發展的過程當中，在不同的時代，能夠抓住機遇，和一些相對先進的技術結合在一起的學科。從促進健康到疾病，或從疾病向康復的宏觀、微觀發展規律上提出問題，再充分利用前沿技術、精細的設計去證實，形成診療的手段，從而解決問題。進一步，再關口前移形成預防的政策，這些可能都是新型研發機構要做的。
我自己的醫學基礎研究其實是從特別低的起點開始的。最初是以臨牀醫生的身份去做在職碩士，開展內分泌疾病多囊卵巢綜合徵的課題。這個疾病的發病率佔到了6-7%，是一個對婦女健康長期和短期都有影響的疾病，治療效果又不滿意。當時的科研經費只有幾千塊錢，後來纔拿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一開始開始覺得多囊跟肥胖有關係，也比較順利的找到了一個肥胖因子，並從遺傳和代謝角度進行了一些分析。結果後來繼續研究發現其實對於解決多囊實際臨牀問題沒有多大意義，因爲因果邏輯不能整合在一起，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不過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我認識到研究會有挫折，最開始找的方向也不一定準，也發現這個病其實很複雜，有很多的亞組和表型。雖然研究起步階段沒發出什麼大文章，但是我對這個疾病進行了系統地分析和了解，還是總結得出了一些對這個疾病比較有意義的研究發現。
所以在之後，我有機會拿到了傑青支持，不過依然是帶着很大的壓力在繼續研究多囊卵巢綜合徵，終於很不容易的發現多囊代謝免疫上的失調可能跟腸道菌羣還有關係。找到了這麼一點切入點之後，沒想到研究的結果還真跟既往的研究系統進行的結合在了一起，發現了一個比較好的天然免疫細胞起作用的機制，並找到一點靶點。多囊這個疾病是婦產科中偏內分泌的疾病，新的機制和靶點發表之後，很被公共領域所關注。所以在nature medicine創刊25週年的時候，我被受邀代表中國介紹這個領域的發展。當時我以爲編輯部一定是搞錯人了，因爲我是臨牀醫生，但最後發現沒搞錯，爲什麼呢？因爲其實他們是他們看到我們這個團隊這麼多年一直是在圍繞一個過去不太被關注的不孕不育問題進行着持續的研究，認爲你是真正爲了病人的需要和疾苦在做研究。
給大家講述我的這段科研經歷的意思是，其實每一個人，剛開始都只能跟着老師或者自己探索研究一個很小的問題，但是這個起點的大小並不要緊，醫學科學研究就是從一點一點的積累開始，到一個平臺的逐漸搭建，再到真正解決臨牀問題等對社會有意義的事兒。現在大家知道不孕、流產、出生缺陷是影響我們質量很重要的方面，同時出生人口下降也引起很廣泛的重視。對於生育率的維護、維持會讓我們這個平臺不斷地去往前推進，因爲只要是有臨牀的問題，有需求，就是社會所需要的，解決的就是有意義的問題。醫學科研和人才培養，也就隨之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形成起來。
终而复始
醫學科學研究人才，應該說只是醫學人才培養的一個部分。我希望我們培養出來的醫學生，有合格的臨牀醫生，有富有探索精神的交叉性的醫學科學家，也有甘爲人梯，又有豐富臨牀經驗的好老師，當然以上這些也可以在少部分人身上集中體現。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有不同優勢特點的人一起合作，可以把一個工作、一份事業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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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擁軍：醫學創新的最大障礙就是醫學本身
不同的時代，對醫務人員的知識要求是不一樣的。一句話，不要把我們那時候的知識加到下一代人身上，一代和一代不一樣。
爲什麼不一樣？整個全球醫學史3000多年，在這3000多年裡邊，真正進入現代醫學的只有300多年。在這之前可以稱爲醫學的混沌時代，需要傳授的醫學知識跟今天完全不一樣。現在是科學時代，要求的是科學知識，混沌時代要求的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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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誕生的開端是1628年，現代醫學的標誌是生理學家哈維寫了兩本書《心血運動論》和《論動物的生殖》，這兩本書把我們帶到了科學時代。什麼是科學方法？書上有一句話寫得特別好，“無論是教解剖還是學解剖，都應該以實驗爲依據，這就是科學。”
我們把整個醫學歷史分爲5個歷史時期，每一個時期需要的醫學知識完全不一樣。
進入科學時代後，第一個時期是經典醫學時期，這個時期我們需要生理、生化這些傳統的醫學知識。到了1990年之後，國際上開始出現循證醫學，需要循證醫學知識，所以學醫一定要把RCT、Meta分析、臨牀指南學好。再後來的精準醫學時期要求組學知識，最起碼基因組要很熟，要不然在看病的時候不會用精準醫學知識。2017年美國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又發明了一個新詞叫高清醫學（high-definition medicine），高清醫學時期需要跨組學數據分析能力。
我們培訓班花心思想培養創新人才，想做創新，但其實醫學創新的最大障礙就是醫學本身。因爲醫學院從學生入學開始本質就不鼓勵他們創新。美國AHA最高的臨牀醫學獎叫Get With The Guidelines，就是跟着指南走，你要跟着指南、跟着老師、跟着教科書不能走樣，一走樣病人有安全問題。所以要醫學生培養創新意識，比工科和理科要困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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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創新的重要性，世界上每一個顛覆性的醫學改變都是來自學科交叉，學科交叉的重要性就是讓其他學科的知識能夠進入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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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哪個時期，傳統的醫學知識都要掌握。到了循證醫學時期，除了傳統的知識之外，還要學流行病學，要學臨牀研究方法、學RCT研究方法、讀懂循證醫學指南，這個其實不太容易。現在哪怕是在三甲醫院，很多大夫讀不懂臨牀指南，不知道臨牀指南里某句話的背景到底是什麼。
把指南上的話變成醫療實踐，就是所謂的醫療質量管理。在沒有循證醫學指南的時期，對於醫生本來沒有這一條要求。到了高清醫學和精準醫學時期，對醫生要求更多，需要豐富的藥物基因組、多組學知識。未來醫生還要掌握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大模型GPT，新的醫學決策方式。
每一個時期，醫學人才的培養模式和知識層次都不一樣。但是無論哪個時期，最核心的兩個方面，一個是領導力，一個是科學精神，這兩個永遠是領軍人才最基本的特點。
在循證醫學時期，我們有所謂的循證醫學金字塔，金字塔塔底是動物實驗，向上是病例報告，塔尖是Meta分析。Meta分析的基礎就是RCT研究，所以RCT研究做得好，是臨牀學科發展的標誌。
看一個數據，就知道我們這代人有多艱鉅的任務，這是我從不同的方面收集的數據。年初2月份我們科技部發布的數據，2022年中國社會研發總費用3萬億，全球第二大研發投入。
中國人發表的論文數佔了全世界15%，是第二論文生產國，但是對指南的貢獻率1%不到，說明低質量的研究論文很多，沒有改變臨牀實踐的。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怎麼能做好高質量的臨牀研究。否則循證醫學就會沒有中國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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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證醫學時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這之前，從70年代開始RCT研究已經在各個領域興起，到90年代在加拿大循證醫學已經非常成熟。進入循證醫學時期以來，真正改變一個學科的里程碑不會超過幾十個研究。腦血管病一共有24個改變臨牀實踐的研究，急性治療12項，二級預防12項。在這24項中國人只貢獻了其中一項。所以我們出了這麼多論文，能改變臨牀實踐嗎？這可能是我們培養人才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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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變臨牀實踐的論文都發表在三種期刊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The Lancet、JAMA）。這三本雜誌上，據我統過去計腦血管病領域每年幾乎只有一篇，最近兩年稍微增加了一點。中國在這幾種期刊發文數量不多，而且分佈集中於幾所大學。這樣看，中國臨牀研究現在整體水平不高，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需要在循證醫學上加強的，中國還是沒跟上循證醫學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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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跟上的原因有幾個：沒有循證醫學能力和文化，缺乏合格的臨牀科學家，沒有循證醫學研究的能力，我們基本人才隊伍缺乏，也沒有專項經費。在NIH有很多臨牀試驗（Clinical trial）的費用，在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地方申請專門的臨牀試驗費用。NIH每年用於臨牀試驗費用30億美元，我們3億人民幣都不到。
這裡邊最難解決的是文化問題。臨牀研究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臨牀研究算研究嗎？好像機制探討纔是研究，但因爲我是做過十幾年的基礎研究，深深知道臨牀研究比基礎研究難度要高很多。
第二個常被問到的問題是，臨牀研究是科學嗎？臨牀研究不就是數據多嗎？臨牀研究不就是資源壟斷的研究嗎？其實臨牀研究對一個人綜合素質的考量是其它研究無法比擬的。要掌控一個大的臨牀試驗，需要既懂管理，又懂研究設計，基礎紮實又能得到病人信任，要不然無法突出試驗藥品或器械本來有的優點。
Nature在2017年，曾經針對我們國家藥監局“中國古典的中藥處方不要臨牀試驗”這個說法發了一篇批評的文章。連藥物評價都不太遵循循證醫學，那麼醫學院去培養循證醫學的人才，到底未來要幹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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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缺乏影響世界的標誌性隊列研究，特別是改變指南的里程碑試驗。給大家看兩個對臨牀研究影響比較大的兩個隊列，一個是美國弗明漢心臟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FHS），1948年開始，這一組數據70年15000人蔘加，最初的時候只有5200個人很小的一個隊列，產生了3698篇文章，這項研究改變了幾乎所有的心血管病的臨牀危險因素。
這個影響力還沒有過去，緊接着英國又來了更瘋狂的人羣隊列UK Biobank，這幾年發的文章就超過了3000篇。UK Biobank從2006年開始策劃，成了現在世界上各個國家很難逾越的臨牀隊列研究。有什麼隊列研究來自中國，改變了我們全世界的醫療習慣？
斯克利普斯研究所預測，幾年之後國際醫學將進入高清醫學時期。所謂的高清醫學，意味着所有的臨牀決策都基於個人的組學數據，用大數據輔助臨牀決策。如果真的進入到高清醫學時期，我們可能和循證醫學時期同樣跟不上國際的腳步。
跟不上的原因有如下幾點。要想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情況，首先我們得有代表中國的大型隊列研究，得有可以做跨組學數據分析的生信人才。我們現在做基因組能找到人做分析，跨組學數據據分析的人才鳳毛麟角。醫學大數據方面也沒有一個真正去做研究的隊伍。
最後再強調，無論什麼時代，科學精神和領導力永遠是最核心。
科學精神，回到哈維最初說的那句話，我們翻譯到今天就8個字。第一探索，永遠要充滿好奇。第二懷疑，永遠不要相信權威，不是讓你絕對不相信，要帶着思考去重新相信。第三實證，就是每講一句話都要有證據，要有實證。最後一個理性分析，這是所謂的科學精神，目前國內生物醫學有僞科學存在。
領導力是未來大家培養領軍人物的關鍵。領導力不是一個職位，當校長、當院長不是領導力。領導力是靠自己，無論在什麼職位都可以發揮。領導力的經典特徵中有4點對我們今天的醫生最重要：一個是眼界，一個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一個是自己有固定的方向，最後是有目標導向，而不是以發表論文爲導向的研究。
寬闊的視野，解決問題的能力，認準方向，持之以恆以目標爲導向的研究思維和戰略思維，這對我們這一代人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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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醫院裡曾經講到臨牀醫生做研究的重要性。1970年美國NIH把幾千個即將被送到前線的人送入NIH的“黃色貝雷帽計劃”。這個計劃讓臨牀醫生用臨牀的思維做研究，培養了一大堆院士、諾貝爾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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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020年黃色貝雷帽週年紀念的時候，請了一個風溼免疫的老師，他說毫無疑問這個項目徹底改變了現代醫學，並且導致了系統性的改革，幫助美國取得並鞏固了其在醫學研究方面的領先地位。所以我希望我們在座的能進入一個計劃，未來成爲領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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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前沒有一所醫學院屬於世界一流的研究型醫科大學。剛纔王老師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們這麼一點貢獻怎麼可能擠到一流去？這是不可能的。我三年前加入首醫的時候，正好是首醫60週年的校慶，當時首都醫科大學辦學的定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希望在2050年建設成爲世界一流的研究型醫科大學。除了學校進行的硬件建設以外，我來首醫的任務主要是軟件建設：一是培養高水平的醫師科學家，二是建立高效率的醫師規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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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醫師規培體系，我可以負責任地給同學們說，到現在爲止全國沒有一所醫院培養出了任何一個能在畢業時直接負責一個科室的主診醫生，比如說心血管內科、外科。這位醫生8月31號還是規培生，9月1號就可以把一個科室放心地交給他。我們做不到，美國所有的醫院都能做到。最優秀的培訓生在培訓結束後第二天就能成爲主診醫師（Attending Physician），這是我自己在華盛頓大學的親身經歷。我當時培訓結束後馬上就成爲了骨髓移植的主診醫師，一個20張病牀的病房交給了我。當時自己主持查房的時候面對來自全球和全國各地的進修大夫以及本院培訓大夫腿都發抖，最初幾天我覺得拿不下來，但我還是拿下來了，這就是美國臨牀醫學培養的效率。我們正在宣武醫院試點，希望能夠提高醫師規培效率。
至於怎麼解決高水平醫師科學家缺少的問題，階平班的誕生就是爲了這個目標。兩年前，首醫在饒校長大力支持下，當時的王鬆靈副校長主持建立了階平班。這個班有傳統的臨牀醫學教學線和科學研究兩條線。臨牀醫學教學線與5+3班級一致，而科學研究線比較特別。首先是課程設置上做了很大調整, 包括英語、數學、化學、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免疫學等。從第二年開始去到有基礎和臨牀雙導師組成的三個課題組輪轉，在第二年級結束前選定博士論文導師組開始進行博士論文研究。同學們總共會在跨學科的基礎導師實驗室從事研究7-10年。基於課程和導師設置，希望學生們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在做醫生的同時，也成爲大半個細胞生物學家、大半個免疫學家、大半個工程師、大半個藥學專家、大半個公衛專家，由此達到培養高端複合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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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平班以培養創新能力爲重點，並建立了很多具體措施達到這一目標。這些措施吸取了國外很多成功經驗，也結合了中國很多文化教育特點，在實踐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同學們可喜的進步，也摸索到了一些改進的方向。
王曉東：要做世界真正的有影響力的工作，最缺的還是人才
北生所當時建設的時候，也有很多北生所到底要怎麼做的討論。如果說你要做世界真正的有影響力的工作，其他的東西都好辦，經費、儀器 ，最缺的還是人才。
其實人是可以把事做成的，在我的職業生涯裡邊遇到過很多這種事情，看起來完全無望的情況，人家說怎麼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做出來，但最後成功了。我現在也經常跟大家說，一個事情如果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你不要就浪費時間去做，做科研就是要挑戰這種事情。
怎麼才能在中國培養這樣的人才，讓這些人才在中國紮根？我們都知道要引進人才，但即使引進人才，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和待遇，需要什麼樣的一個工作環境？其實引進人才可能只是第一步。引進來了以後，如何讓人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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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人才，怎麼才能知道自己是人才？
我說人才有兩個特點，一是有一定的做事的能力，其實我們大家都有做事的能力，不管是什麼學科。另外一點，能力好比一臺車的性能，要發揮車的性能還需要賽道。能夠意識到哪裡的賽道更寬，車才能開得遠開得久。
所以當時北生所建設初衷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如何在一個沒有什麼太多基礎的地方，吸引人才，讓人才在這個地方發展。當時我們做了幾個探索，一個是我們最早提出選人不選題。現在新基石項目也選人不選題，這說起來很容易，但其中有一些深層的邏輯。爲什麼選人不選題？其中最根本的邏輯是真正的創新是不可預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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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是不斷在變化的，但是真正的原始創新肯定是人做出來的，所以我們要選人。如果選人不選題，這些人來了可以做自由的發揮，就可能做出創新。
其實我發現了一個秘密，醫生做科研做得非常好，秘密就是要學會利用別人，要和會做實驗的人合作。比如說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和約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作爲醫生在基礎科研作出重大貢獻，就是他們發現了胞吞作用（Endocytosis），這是和另一個做電鏡的科學家在一起發現的，所以要學會跟大家合作。
過去兩年多我們北生所跟朝陽醫院有一個合作，這個合作的形成也是一個偶然，但是經過兩年的運行，我認爲這個模式在目前非常值得嘗試。朝陽醫院有很多年輕的臨牀醫生，他們有發表論文的需求。我們說你們可以到北生所來，北生所完全向你們開放，你們可以跟北生所的老師聯繫。只要雙向選擇，大家願意合作就都沒問題。但是有一個根本的原則，就是來的時候要帶着你的臨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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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來了12個人，其中4個人過了一段就走了，因爲他們沒有能夠發現契合點。但是有8個人留下來。在我看來，兩年以後這8個人，每個人都做出了非常令人驚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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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擔心他們回到醫院後，又會沒有時間和經費做研究。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剛纔喬老師、王老師、廖老師都提到我們爲什麼沒有貢獻，其實我不認爲是醫生能力不夠，或者醫生培養不好，這些難題是相對容易解決的，制度是更大的問題。
階平班8年時間其實也很快，一屆一屆長江後浪推前浪。到2050年，光是階平班就能培養出很多人才。人才的生產不是問題，制度是更大的問題。我們怎麼樣把這些人的賽道幫他們拓寬？
所以我希望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能夠成爲醫師科學家的一個賽道。我對你們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有很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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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科學研究的最大特徵是：只要有人類存在，就會有醫學科學研究的需求。因爲人們希望自己的健康狀態永遠保持高水平且不斷提升。
對於中國來說，過去曾有100多年一直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因此在近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優先解決衣食住行的問題。而進入小康社會之後，大家的關注點自然就轉向了醫學。
醫學除了對人類和國家有意義之外，對於每個個體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爲醫學要解決的絕大部分問題非常明確直觀，如人的疾病和健康。因此，大家很容易對自己感興趣的研究產生動力，也很容易向自己的家人解釋自己從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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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醫學研究適合各種科研背景的同學，比如擅長物理、化學、計算機、甚至數學的都能做醫學研究。不同人才的各種能力和背景，在醫學研究都能夠得到應用。過去不做實驗做醫學研究是有困難的，但現在只會做統計的人也能做很好的醫學研究。
擅長實驗的人才可以做得更好，原因是醫學裡面實驗仍然佔據很重要的地位。而擅長統計的人在醫學領域會被誤認爲是天才的數學家。所以無論大家是何種學術背景，都可以把醫學科學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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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生物醫學產業第一次起飛是在近10年。在這個過程中，主要的領軍人物都是生物學家和化學家。這導致了一個問題，很多做生物和化學出身的人不清楚疾病譜系，因此他們的研究集中在新聞經常報道的癌症和傳染病領域，可以稱之爲“媒體導向的研究”。
面對“中國醫院裡除了糖水和鹽水之外庫存最多的藥物是什麼？”這類問題，這些人中只有少數會瀏覽醫學書，或者想到去醫院詢問，這些需求只有在醫院工作過的人才知道，只學過生物或化學如果不進一步學習就常常不清楚。
所以，學習醫學不能只是死記硬背，要對整個譜系有所理解。對遇到問題要找哪些教科書、哪些醫院、哪些人這些實踐中的知識，也要儘快掌握和理解。
在這裡，大家一定要明白，選擇研究方向要考慮自己的興趣和特長，而不是盲目追逐熱門話題。我們經常看到有人用別人的特長壓制自己，這會導致做研究的過程非常痛苦。因此，要學會發揮自己的特長。
真正喜歡探索的人是少數，大部分人希望做有明確目標的研究，這樣他們纔不會感到焦慮。這是因爲在進化過程中，我們首先要解決生存和繁衍問題。吃飯和生孩子並不需要探索，而需要儘快找到食物和伴侶，所以只有少數人是真正喜歡探索的。
因此，不要因爲覺得探索很崇高，就強迫自己去探索，要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歡。如果一探索就焦慮，那就不要去探索。如果做科研很痛苦，那就不要做科研。有些醫學研究者經常換課題，這樣做的優點是可以跟上時代潮流，但缺點是在研究生涯的晚期會有很大壓力，覺得做的研究無意義。所以說，醫學研究能不能更改方向是一個難題。
如果以臨牀問題爲目標進行醫學研究，優點是有很強的價值和意義，缺點是可能面臨很大的挑戰，甚至全世界在幾十年的時間內都做不出來。因此，是否從事與臨牀相關的研究，也是一個重要選擇。
有的人可以選擇與臨牀問題相關的研究，從臨牀實踐中獲得啓發和支持；有的人可以選擇與臨牀問題無關的研究，從基礎理論中尋求突破和創新。事實上，在美國，醫學研究者是否從事與臨牀相關的研究，都是根據他們自己的特長和學科的發展情況而定。從事醫學研究的好處就是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發揮優勢。
最後我要說一點，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是一個新成立的機構，可能會讓很多同學和老師覺得不夠知名。中國過去20多年的經歷告訴我，只要新的機構在中國得到良好的體制支持，最終對學生的幫助是最大的。
新的機構之所以能夠培養出優秀的人才，是因爲從老師到後勤人員都會非常努力地做好工作，希望樹立良好的聲譽。當然，也有少數單位能夠在做好了之後繼續努力，做得更好；但一般來說，大部分單位和人在做好5年、10年以後就會變得鬆懈和滿足，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中國也不例外。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我們全中國第一個新型研發機構，而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是今天我們全中國最新的研發機構。新型研發機構在中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體制改革，它是按照科學規律進行科學研究、研究生教育和其他活動的。
所以我相信你們儘早加入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的同學也會得到最大的支持，並且我們也希望你們能夠成爲比以前所有老型和新型研發機構更高質量的畢業生，對中國、對全世界的醫學研究做出重要貢獻。
幾位老師又圍繞新型醫學研究組織模式、新型醫學研究人才培養模式進行了精彩的討論。直指國內臨牀研究目前的困境，以及臨牀醫生進行基礎研究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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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牀研究目前的困境
問：臨牀研究國內專項基金少、產出少，能應用到臨牀上的問題，成果也比較少。臨牀研究想要解決目前的困境，在國家政策上具體怎麼實現？
王擁軍：我們國家現在臨牀研究面臨的主要是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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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就是臨牀研究的整體架構沒有形成。目前頂級期刊上發表的臨牀研究多爲區域性的或國際性的多中心試驗，很少有單一國家的數據。因爲別人讀文章的時候，一定會思考這篇對本國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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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目前中國很難發起國際多中心試驗。首先是資金流的問題，比如獲得科技部經費後，很難在海外開展研究。其次是人才缺乏的問題，我國目前沒有能夠運作全球試驗的CRO。
第二，中國臨牀研究足夠的經費可以申請。臨牀研究要做一個全球試驗，基本需要1.0-2.5億歐元的經費。而在國內，基礎研究拿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300萬的經費，已經算是很大一筆錢了。科技部的重大臨牀研究基友幾千萬，還不足以做一個隨機對照試驗（RCT）。
第三，我們臨牀研究的專業人才還是不夠，在歐美國家要做藥物臨牀試驗不需要GCP基地，他們默認醫院都應該做研究。
另外跟教育環境相關，歐美很多醫學院都有臨牀研究的碩士培訓，中國大概能做臨牀碩士培訓的醫學院不超過5家。這樣造成很多學統計方法的人，沒有機會去實踐。
臨牀醫生如何有效進行基礎研究？
問：國內臨牀醫生怎樣可以有效的進行基礎研究？臨牀醫生很想進行基礎研究，但總是覺得沒有時間，科裡也不能給他保證時間。
喬傑：北醫今年做了一件事，遴選了來自臨牀醫院的二十幾位醫生，到北大或醫學部的實驗室去做一年研究。要求科裡一定給他們一年的時間，學校還拿出了50萬/人，希望能給他們一些經費上的補貼。但即便這樣，我也不知道這些我們期望培養的“醫學科學家”能不能把這一年的時間好好放在實驗室，因爲現在我國醫生和臨牀科室的負荷確實是比較重，這是多年來形成的。
另外在什麼層級的醫院去支持做這類工作，以及支持什麼樣的人，希望醫院的管理者也能有更多認識。臨牀基礎是臨牀科研的原動力，要是有一定臨牀經驗的醫生，在35歲到45歲中間，他們有了比較好的實踐經驗，能帶着臨牀問題去做科研的時候，選出其中10%左右的人嘗試讓他們把一些時間真正放到科研上。
梅林：在美國研究型醫院或者是研究型大學或者醫學院臨牀，假設你要願意做科研，5天只要1天看病，剩下的4天全部做科研，中國能不能夠實行這樣的體制？
喬傑：如果有足夠支持的話。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捐贈者去支持到一些科學家，比如在麻省總醫院，大概一半的人是臨牀工作者，另外一半的是科研工作者，跟醫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研究型大學中的研究者他也可以在醫院做部分兼職。希望政府、學校、社會的支持上，能有更多的一些所謂體制機制的建設，平臺的搭建，我們也都在努力過程中。
王擁軍：我想補充幾點意見。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我剛到美國留學時，收到過大學附屬醫院兒科的三位住院醫生的申請，他們表示學校要求他們在住院醫生培訓期間，必須發表一篇基礎研究的文章，因此他們想利用下班和週末的時間進入實驗室做實驗。由此可見，很多時候說沒有時間只是一個藉口，很多國外的住院醫生也沒有額外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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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基於我自己的經歷。大家如果想要做出大的成就，在成爲臨牀醫生之前一定要爭取進入實驗室的時間，至少要有幾年的實驗經驗，這樣在思考問題時，就會與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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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是關於剛纔梅林老師提到的問題，能否一天臨牀自己決定幹幾天，剩下的時間都在實驗室。這在中國做不到，原因在於醫院有編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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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劍橋一個研究型的病房爲例，50張牀位需要600個人來服務。如果在北京50張牀位編辦只能給我不超過50人的編制，根本無法抽出4天時間來做實驗。因此，這就是剛纔我所說的，人力問題容易解決，機制問題最難解決。
學制：要不要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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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不同的醫學人才的這種培養方案，比如4+4，對於階平班的培養有什麼樣的啓示？以及首醫將來會不會有做4+4這樣的想法？
饒毅：整個美國醫學科學教育歷史只有100多年，1900年之前美國醫學教育混亂。到1910年《弗萊克斯納報告》（Flexner Report）才改革醫學教育，形成4+4體系。這個體系有非常大的優點，通過一套標準確定了醫學院和醫生的資格，因爲在這之前美國醫學教育是沒有標準的，石油大亨老洛克菲勒的父親就沒有上過醫學院而行醫。另外弗萊克斯納還認爲醫生行醫的時候不能太年輕，所以當初畢業於4+4體系的醫學生，並不一定比5年制或6年制學醫的人更懂醫，只是年齡大一點，更讓人尊重一點。
但中國引進4+4學制的時候，並不一定搞清楚美國爲什麼會這麼設置。中國的4+4就可以是東施效顰。如果真做4+4學制，可以在前4年根據學生特點設計多種特色課程，而不是設計一個標準課程。美國4+4學制設置標準課程是歷史延續，中國在模仿4+4模式卻不理解原因，也沒有考慮如何學制能做得更好。實際上，中國完全可以在醫學教育有更好的體系，當然這需要有人動腦筋，有人努力，而不是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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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新生：首醫要不要辦4+4？至少現在首醫還沒有討論這件事，8年的階平班已經是中國版的MD–PhD。要不要在上面再加幾年變成12年，至少現在還看不出來。我們先辦十幾年再說。有一批學生出來以後，才能看清楚我們到底能不能培養出合格的醫師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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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傑：我要稍微談一點有爭論的問題。我剛纔講到歐洲、美國醫學通過不同的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的臨牀醫生，這其實是滿足公共衛生、藥學、基礎醫學不同體系對人才的需要。剛纔大家可能更多談的是臨牀醫學方面。
4+4培養的是什麼人？創新人才，是探索者。但即便是“貝雷帽”項目這些優秀的，最後成爲醫學科學大家的人。他們最初做的也只是普通的臨牀醫生。有些人成爲了能管一間病房的主治醫生，但是也有很多人做了家庭醫生。
醫學教育有很多種，5年制培養的醫學生，可以去做我們特別需要的臨牀醫生。5+3畢業能成爲市級醫院的骨幹醫生。我相信饒校長在首醫要培養的是真正醫學頂尖的科技創新人才，要做頂尖的循證醫學研究。但想要做循證醫學研究，要等到成爲領域中的有一定影響力的人才，並且有着豐富的臨牀經驗和疾病的理解認識才行。不管是單中心還是多中心試驗，醫生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協調，病人作爲被試者，也要相信醫生才能一起做一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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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教育一步一步在推進，針對不同人纔會採用不同的培養方式。我曾經也帶着批判的眼光看待北醫的8年制培養，結果10年、15年之後發現，當時沒有發出文章的學生，因爲有着非常好的臨牀基礎培訓，後來成爲了學科的骨幹。他們不僅僅在疾病的機制研究上，在循證醫學研究上也發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特別希望不同的探索都能夠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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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能替代醫生嗎？
問：ChatGPT出現後，有人提出一種觀點，即計算機可以取代醫生的部分診斷。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王擁軍：人工智能在醫院有兩個方面用途。一是當人爲因素對結果乾擾較大時，訓練一個人工智能更穩定，比如看X光片；二是，當人的操作不夠精確時。如在大腦活檢方面，人工智能主導的機械臂會更精確穩定。
人工智能永遠不會取代醫生。現在《醫師法》規定，最終決定的是醫生，醫生不簽字，人工智能做的任何東西都不能用。所謂大模型計算再精確，目前看起來還只是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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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傑：我還想強調，人工智能都是從經驗規律中去梳理總結，在醫院的場景下可能節省醫生護士一些規律性的工作。但作爲醫務工作者，使用這個技術時候得特別注意，要認真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去應用。另外醫務工作者面對的是一個個“病人”，不是“病”，所以還要有人文關懷，要對患者有個體化的瞭解。所以，在未來的工作中，人工智能對醫學技術應用、知識普和對醫療服務質量的均衡性上會有比較多的一些幫助。但是對於真正的疑難疾病診斷處理，以及個體化預防等，還是有侷限性。
給醫學生的建議
問：您對希望在基礎醫學和轉化醫學上有造詣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王曉東：學醫的年輕人如果想往產業界或者工業界發展，在很多階段都是可以的。這取決於自己想做什麼。公司本身也是學校，從產業界的角度如何看待這些想成爲醫生科學家的人才？這需要真正做到臨牀實驗室的東西。
比如實驗室做的關於各種細胞凋亡的研究，會宣稱a細胞凋亡一定跟癌症有關。但真正到了臨牀領域，可能發現所有的理論在臨牀實驗面前都是假的。最後這個問題是被臨牀醫生的轉化研究解決的。現在工業界每年都要在這方面向醫療機構支付上億美元的專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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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真的想去工業界，可以在臨牀試驗方案設計、臨牀試驗的執行等方面的很多研究。如果不想去工業界，也可以在臨牀觀察中做一些轉化研究，這可以爲工業界創造很大的價值。
問：您認爲有哪些更好的人生品質，能夠促使醫學生成長爲一名優秀的創新人才？
王曉東：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到位，是每個人都在思考，但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我見過成就比較大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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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誠實，有一說一。在科研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誘惑，如晉升、關注度等。在事實面前，我們會很自然地去想：今天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科學發現？尤其是不在第一線的時候，只靠聽彙報來判斷。
做科研，需要對科學發現和自己有批判性思維，吾日三省吾身。有這個素質，就不會浮躁，將來不會走到岔路上去。
二是興趣。興趣不僅僅是隻對自己做的科研關心，還表現在對他人的研究感興趣。
我經常講，如果一個人只對自己的課題感興趣，那麼他只能當技術員。如果對實驗室其他的人的課題也感興趣，就可以當PI。要是對隔壁實驗室的研究感興趣，可以當所長。如果不僅是對北生所的研究感興趣，還對天壇首醫的研究感興趣，能當校長。
這裡說的不是職位，而是領導力。你對很多事是不是有天然的興趣，就表現在關心。文章出來，你是不是有看花邊新聞的興趣去讀？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每個週末要把自己關到圖書館讀一天文獻，就像讀武俠小說一樣。
三是要有廣闊的胸懷，不要事事計較。我不贊同滴水之恩涌泉相報，這是道德綁架，我們是一個共同的事業，大家爲了共同事業一起合作，把個人做不了的事情做成，應該是共贏的，每個人在做事的過程中得到能力的提升，得到共同的成就感，這就是成功的合作。
